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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水要端平 ——民国法律往事之最高法院

时间:2014/12/24 05:22:00  来源:   作者:   点击:
一碗水要端平 ——民国法律往事之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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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检察日报 发布时间:2014-11-14 15:46:15

曹东

在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中,最高法院这一机构设置,无疑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审判职能以及专司审判的司法机关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

1906年,晚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将传统的慎刑机关大理寺,更名为大理院,专司审判,此为近代最高法院之滥觞,但属于“有实无名”。辛亥首义以后,由于时局动荡和军阀混战,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北洋政府基本沿用清末修律后司法体制和模式,最高审判机关仍为大理院。1927年3月,伴随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先后从广州迁往武汉,最高法院在武汉宣告成立。这是近代以来,最高法院第一次取代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出现在政府机构序列中。自此,中国司法体制,特别是以法院作为唯一审判机关的司法模式,经二十余年的移植、消化和摸索,终于完成了中国化和近代化的最初转型,并进而与世界司法制度接轨。

武汉最高法院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不足一年,审理案件也很少,但作为民国最高法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驿站,尤其是在司法制度继承和创新方面的贡献,仍不失为很好的花絮。因为,正是在这里,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主导了民国司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司法改革,即借鉴苏联模式,建立革命的、人民的司法机关,让民众参与审判,这也是人民司法的最初形态,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毕竟为中国司法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可供参考的范式,并借刘玉春、陈嘉谟一案,将这一改革付诸实践。

1926年秋,刘玉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任命为武昌守城总司令,与湖北督军陈嘉谟一起防守武昌城,企图阻止北伐军渡江北上。刘玉春作战异常勇敢和顽强,坚守武昌城长达40多天,给北伐军造成很大伤亡。城破后,刘、陈二人被北伐军俘虏,并进入司法程序。为审理此案,也是为了彰显新的司法理念,武汉国民政府制定《反革命罪条例》,成立人民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由各界代表15人组成,徐谦亲自担任审判委员会主席,对刘、陈二人以反革命罪进行人民的公审,成为近代中国“反革命”第一案。

与此同时,武汉最高法院也吸引了大量优秀法律人才。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律师张志让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就在这一时期,毅然从北京弃官南下,经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的推荐,出任武汉最高法院法官。此后,直至国民政府结束大陆统治,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一直出现在国民政府的首都,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再到南京,从南京到广州,虽经辗转,但性质和职能再未发生变化。而且,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边区、解放区所建立的审判机关也称为法院,比如1934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1937年在陕西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8年在河北平山县成立的华北人民法院等。

1927年11月,民国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并成立南京最高法院,武汉最高法院随之降格为最高法院武汉分院。

现在的南京中山北路101号,矗立着一栋民国时期的建筑,外观虽显破旧,但仍不失昔日威严———当年南京最高法院的所在地。主楼结构呈“山”字形,寓意执法如山;主楼前的广场上建有圆形水池,水池中央的立柱高擎一莲花大碗,寓意司法的两大价值:公正(“碗”,象征一碗水要端平)和清廉(“莲花”,象征清正廉洁)。这一颇具匠心的外观设计,将中国古典建筑元素及其寓意与现代司法理念及其价值追求,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犹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前那象征司法至上的44级台阶,使人们一看就能“望文生义”———是司法机关而非其他。此时的最高法院,虽然不可能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让司法的价值以很直观的方式得以彰显,至少形式如此。

正是这里,民国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了陈独秀一案。

1932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此时以及之后的两年间,国民党连续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和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党间的军事斗争已达到生死存亡的关键。陈独秀虽然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任何职务,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早在三年前,他已因路线问题被开除党籍),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当局大多对其仍心有余悸,必欲先除之而后快。而且,中国共产党另外一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被捕不久即被军阀杀害;晚于陈独秀被捕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不久也在被捕地福建长汀就义。但出乎意料的是,当然也是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他不仅是革命者,更是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蒋介石以“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为由,将陈独秀交由司法程序。

其实,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基于什么考虑,南京最高法院最终把陈独秀案视为一起普通案件(事实上是政治案件),并进入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已经证明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实行现代诉讼规则,比如进行公开审判,仅新闻记者就达百余人;允许充分质证和辩护,仅一审就开庭三次,第三次辩论持续时间长达一天;允许聘请律师,民国大律师章士钊亲自出庭为其辩护;给予上诉机会,一直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等,更成为司法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标志。虽然仅仅是个案,并且是超越现实司法环境的个案,但正是这些个案,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地推动着司法的蹒跚前行。

正如民国元年,司法总长伍廷芳适用现代法律程序,对江苏山阳(今淮安)县令姚宗泽残忍杀害两名年轻革命者一案进行公开审判,虽然当时招致大多革命者的反对和抵制,而且仅就结果而言,似乎还放纵了杀人凶手,但没有谁能够否认,该案实际上成为民国司法,甚至是现代司法文明的起点。

1946年夏,最高法院与司法院一道,从重庆迁回南京。还是这栋大楼,虽然也短暂沉浸于光复后的喜悦,却无法阻挡民国司法步入黄昏的步伐。司法院长居正一直追求的民国法治权威(“法治之说,似有阐扬,而法律上权威,尚未建立”),随之幻化为一代法治梦想;新任最高法院院长夏勤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勉强维持困局。唯一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在这里,通过司法程序依法惩处陈公博、梅思平等一批汉奸。

民国最高法院也不得不就此画上不算圆满的句号。